1982年宪法委员修改会秘书处在讨论稿中曾经对宪法委员会草拟了两个方案：（1）设立在宪法地位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平行的宪法委员会，仅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

某一事项是否应当设定审批还要看审批是否有效，能否达到审批管制的目的，如果达不到目的，说明这样的审批是无效的，应当寻求其他的管理手段。(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对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或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行政许可，应当及时提出修改或废止建议。通知要求对作为行政审批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进行清理规范，对保留的中介服务事项实行清单管理。为彻底铲除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法外权力毒瘤，建议国务院制定《行政权力清单制定规则》，将所有行政权力类型化，取消其他行政权力事项，让非行政许可事项无处藏身。在国务院的倾力推动下，目前非行政许可审批作为一类审批已经从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权力清单中清除出去了，但是，这其中的不少审批事项并没有因此而废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的通知》(税总发[2015]74号)附件2:《需要进一步改革和规范的其他权力事项目录(23项)》 在地方政府公布的权力清单中，也都有其他行政权力一栏，大量都是之前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这就使得部门权力、部门利益顺利进入法律法规。包括：(1)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的审批事项。可以预见，合宪性审查在完善权利救济方面将大有可为。

当前应该借由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程序。第四，专门委员会模式的合宪性审查机构不是终局性的决定机构，它只是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下，从事研究、审议有关合宪性审查诉请，草拟有关合宪性审查议案的工作，因此不影响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9]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穷尽各种手段采取了多种方式，合宪性审查就是其中之一。如前所述，合宪性审查工作极有可能牵涉到某些社会高度敏感问题，在合宪性审查工作开展的初始阶段，若干长期积累的问题可能被集中提起审查。

[33]汤唯、黄兰松：《立法合宪性评估中的社会效能和司法效能探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7页。这也导致当下宪法实施的状态不尽如人意，以致极少数人诋毁宪法、漠视宪法的作用，毕竟，目前还难以直接追究违宪行为的宪法责任，欠缺对违宪主体应有的震慑。

[32]王春业：《论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机制》，载《学习论坛》2011年第1期，第75页。第一，基本权利的救济方式应该呈现多元化的趋势。[14]任何制度构建，都不能违反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属性定位，决定了我国不可能采用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方式。一方面，合宪性审查机构将不堪重负，缺乏足够的人员进行审查，导致某些应该审查的内容被束之高阁，并不能真正解决其合宪性问题。

[2]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享有最高权威，合宪性审查是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违宪行为，化解宪法实施中潜在的风险。如果没有地方立法合宪审查制度，违背宪法的行为就得不到追究，宪法的最高权威也将在地方立法的侵袭下逐渐消融。无论是从制定主体还是位阶效力来看，其他法律文件远比法律面临的合宪性问题严重。审查机构在接受审查申请之后，将进入实质审查环节，需要明确实质审查的审理期限。

构建合宪性审查机制，需嵌入中国话语，体现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应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有序实施，秉持政治问题不审查的原则。(二)    明晰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之间的关系 十九大报告不仅提出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还指出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以加强对法治国家建设的领导。

[3]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第一，针对法律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

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适当区分政治和法律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过程。我国《宪法》第70条规定[23]，全国人大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根据这一宪法规定，当然可以将合宪性审查机构作为必须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理由如下：第一，凸显合宪性审查的重要性。反之，改革则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中途夭折。同时，在合宪性审查期间，对于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应该继续执行。另外，个别重大案件的处理结果，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报请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批示。

伴随执政能力的稳步提升，党将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赢得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领导小组对个案的领导属于特殊情况，毕竟，大部分合宪性审查是针对普通法律文件，重大案件只是合宪性审查中的极少部分。

否则，若采用其他设置模式，极有可能打破现有国家机构之间的运转惯性，造成宪法文本的大幅度调整，不利于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在微观层面也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能够丰富完善救济渠道，有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

[18]佟德志：《司法权力的民主性悖论——美国违宪审查的民主性之争及其启示》，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52页。如德国型的具体案件审查和宪法诉愿模式，在德国模式下，当特定当事人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了侵害，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诉讼结束之后，这一侵害行为始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当事人可以申请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以保护其宪法权利。

一般而言，外交行为、国防行为、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及国家机关的人事任免等，被绝大部分国家认可为政治问题。[38]夏正林：《合宪性解释理论辨析及其可能前景》，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第301页。如申请人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以证明职务行为可能涉及违宪。领导小组既能够担负起领导重任，又能够发挥甄别作用，作为必要的过滤手段，淘汰或押后部分不适宜的审查申请。

[16]李琦：《司法审查正当性论争之辨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第15页。[27]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则，高级领导人作为政治人物，本身就应该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督。三十多年来随着宪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学界对于构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大声疾呼，终于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打开了一扇窗。

(五)    健全合宪性审查的程序机制 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法律原理和法律实践的精炼成果，也是法律思维逻辑运动的必然结晶。摘要:  合宪性审查与宪法监督及宪法实施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合宪性审查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认知，力图在今后大力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以捍卫宪法尊严、维护宪法权威。

二则，在审查机构审查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若仍然缺乏明确的解释规范和解释程序，那么人大常委会将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解释宪法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就会增大，可能采用有利于自身的标准来解释宪法，将自己制定的法律解释为合乎宪法，削弱了合宪性审查的实际功效。按照现行宪法的制度设计，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13]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11页。另外，审查机构还应该秉持合宪性推定的原则审议职务行为，只有穷尽任何方式，仍然无法作出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时，方能认定职务行为违宪，以确保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合宪性审查不仅需要审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还需要审查法律的合宪性。[37]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54页。

因为宪法是最高法、根本法，对它的解释必须慎重，不能随意让任何机关都解释宪法。[10]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在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明显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是极少出现的，大部分涉嫌违宪的法律法规都可能只是极少数条文违反宪法精神、宪法原则，或者存在宪法争议。[11]夏引业：《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司法适用的一条蹊径吗——合宪性解释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与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8期，第109页。